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活跃作者的群体特征分析
摘要：活跃作者是在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拥有持续且丰富的学术产出、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的杰出学者。本文基于2016-2020年12种教育学期刊发表的10294篇高等教育研究文献数据对活跃作者开展履历分析。研究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学者群体存在明显的金字塔型分层结构，1.2%的活跃作者发表了总量9.9%的学术论文；引领研究趋势、多重流动经历、知识多元交叉、注重合作研究是活跃作者最鲜明的群体共性；活跃作者的年龄与发文总量呈M型分布，存在30-39岁的小波峰和50-59岁的大波峰，40-49岁的活跃人数和论文总量相对偏低，活跃作者群体具有内在的持续活跃特征。因此，高等教育学者的学术活跃离不开其个人特质、外部环境以及处于相应生涯阶段三方面的综合效应。研究实际上为把握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内在规律、现实轨迹与未来图景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重视这些规律对加强高等教育科研队伍建设、推动新时代高等教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高等教育；活跃作者；群体特征；文献计量；履历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群雁高飞头雁领，作为科研创新的核心力量，活跃高产的顶尖学者群体在引领学术发展和推动科学革命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早在1926年，洛特卡(Lotka)即发现少数学者产出了大多数的论文成果，组成了十分活跃的学术创新群体，并由此建立了描述作者频率与所写论文篇数之间数量关系的洛特卡定律。20世纪下半叶，默顿派学者围绕科学界的奖励与分层，对顶尖学者群体的产生过程及贡献展开探讨。科尔兄弟(J.Cole和S.Cole)在《科学界的社会分层》中指出，科学界是一个有主导群体的、高度分层的社会体系，不同的科学家在产出成果、名誉声望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朱可曼(Zuckerman)描述出美国科学界分层的金字塔结构，认为分层主要源于科学共同体对科学家在其研究领域贡献大小的承认。古斯汀(Gustin)通过分析学术发表数量、质量以及认可之间的关系，发现学者的产出数量与外界认可之间呈强相关，职业从业年限对认可也有很大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界存在着一小群发挥异乎寻常作用的“活跃”分子，其活跃认可度与学术产出之间存在重要关联。
学术生产的活跃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学者的学术影响力，体现了学者从事学术活动的持续投入和对研究者身份的角色认同。活跃作者的相关研究主要基于文献研究和履历分析的方法，从不同视角分析各类高影响力学者群体的主要特征和成长路径。如：国外一些学者通过分析不同学科和不同届次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家庭背景、求学经历等信息，得出了该群体家庭背景、教育经历体现优势积累效应等结论；国内有研究以两院院士为分析对象，认为区域环境、教育背景、国际交流等因素影响了高级人才成长；另有一些学者分别以“杰出青年”、长江学者、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为研究对象讨论了我国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共性特点和成长规律。
以上探索得到了富有启示性的结论，但现有研究对拥有知名头衔和获奖经历的学者关注较多，对一般高水平学术群体关注较少；对自然科学领域学者群体关注较多，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群体关注较少。具体到高等教育学科，只有少数学者对高等教育学导师群体、年度论文作者队伍做了分析，对高等教育研究学术活跃群体的聚焦分析尚不多见。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指出，教育科研队伍是教育科学研究的第一资源，要完善教育科研人才成长机制，建设高素质创新型科研队伍。高等教育研究队伍作为其中的重要力量，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驱动作用。有鉴于此，本文就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活跃作者的群体特征作初步的探讨，旨在从一个侧面管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内在规律、现实轨迹与未来图景，为加强高等教育科研队伍建设、推动新时代高等教育研究提供参考。
二、研究对象与数据采集
(一)研究对象的确定
1.核心概念的操作性定义
学术活跃拥有多方面表现，具体可以划分为：以思考为表征的学术思想活跃，如在面对真实教育问题时的持续思考投入；以交流为表征的学术参与活跃，如参与学术研讨会议、与其他学者进行频繁的学术交流；以成果为表征的学术产出活跃，如在学术刊物上积极发表研究成果。考虑到学术思想活跃和学术交流活跃难以调查和判断，本文只能选取指标清晰且易于取证的学术产出活跃作为活跃作者的判定标准。因而，本文所指的活跃作者是在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拥有持续且丰富的学术产出、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的杰出学者。在活跃作者的界定上，20世纪中叶，美国学者普赖斯(Price)曾根据洛特卡定律提出一种基于产出的活跃作者判断方法，即普赖斯定律。近年来，约阿尼迪斯(Ioannidis)在通过分析15年间1515万名科学家的产出规律时发现，发文量前1%的持续活跃作者在学界产生深刻影响并表征了研究的主要趋势，这一发现为活跃作者的界定提供了新的参考。考虑到有关合著作者贡献权重的处理方法尚存缺陷，选取一般意义上论文的主要贡献者——第一作者进行活跃判别误差较小。综上所述，本文将活跃作者的操作性定义界定为五年时间跨度内在高影响力期刊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数居前1%的学者。
2.研究对象的统计确认
为保证所选样本的代表性，本研究考虑到学科内容的涉及度、影响力和学界的认可度等因素，从CSSCI期刊中选取2020年知网复合影响因子位居前列的《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复旦教育论坛》《高等工程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高校教育管理》《江苏高教》《教育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国高等教育》《中国高教研究》12本期刊。这些期刊是高等教育学术研讨的主阵地，其发文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等教育学者研究的辐射度和影响力。
基于网络爬虫技术，从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中获取2016-2020年上述12本期刊各类稿件12114篇。剔除广告、短论、采访、投稿须知、征订启事、学术动态等文献信息，以及刊载在《教育研究》等教育类综合期刊中的非高教类文章，获得高教类科研论文共计10294篇。根据获取的题录数据，析出论文第一作者共计5689人，发文超过一篇的第一作者1819人。将发文量位列前1%的作者视为高等教育研究活跃作者(以下简称“活跃作者”)，根据发文量并列情况向下取整，得到2016-2020年发文累计10篇及以上的活跃作者共68人。
(二)履历采集与处理
科研履历(CurriculumVitae)记录了科研人员的成长轨迹和职业信息，履历分析在科研评价和科研人才政策研究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本研究通过高校官方网站、政府信息公开网站、文献作者简介等途径获取活跃作者的履历信息，在经过多渠道统计、交叉验证后最终得到样本数据，统计时间截至2021年3月。由于部分学者信息公开尚不完全，为充分利用信息资源，对少部分学者个别维度信息缺省的在具体分析时加以区别和说明。结合高等教育研究学者的一般特质，将检索信息从人口统计学、教育背景、岗位背景、科研活动四个方向入手，确定为性别、年龄、籍贯、学位层次、学缘关系、学科背景、职称、工作单位类型及地域、现任职务、岗位变动、合作研究、主要研究方向、发文量等指标。在信息汇总后，从主体特征、活动特征、生涯阶段特征三个方面，主要采取描述统计、相关分析、文本挖掘等方法，探究高等教育研究活跃作者群体的结构组成和共性特征。
三、高等教育研究活跃作者的共性特征
(一)主体特征
活跃作者的主体特征实际上反映了“哪些人活跃”。2016-2020年，高等教育研究论文作者的分布规律呈现出伴随发文数增加，拥有对应产出的作者人数快速减少的整体态势。其中，3870名单篇发文作者占作者总数的68.0%，发表了总量37.6%的学术论文，而68名高等教育研究活跃作者仅占作者总数的1.2%，却发表了总量9.9%的学术论文。这一结果说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学者群体存在典型的金字塔型分层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少数学者发表的论文数蔚为可观。
整体上看，68位活跃作者最高发文42篇，平均发文15篇，13人发文量在20篇以上。年龄方面，活跃作者平均年龄53岁，中位数年龄54岁，50-69岁的学者占整体的61.8%。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曾提出“科学是年轻人的游戏”，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西方研究却证明科学似乎具有“年长者的优势”。杉本(Sugimoto)发现美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学术产出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职业年龄接近40岁的学者产出水平最高；对我国自科科研人员的一项研究也显示，该群体的科研产出在60岁达到顶峰，年长者的产出遥遥领先于年轻人。性别方面，男性活跃作者59人，占比86.8%；女性活跃作者9人，占比13.2%，略高于自然科学领域女性院士、长江学者的占比8.2%。受教育程度方面，68位活跃作者中，博士有57人，没有博士学位的作者年龄全部在50岁以上。留学经历方面，在海外获得最高学位的活跃作者仅有9名，占比13.2%。这一比例明显低于人文社会科学长江学者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19.1%和33.0%。
职务方面，活跃作者群体呈现了以学术带头人为主体的多元结构，其中高校教研机构或教育智库负责人(38.2%)与全职学者(30.8%)人数较多，高校领导或中层干部(17.6%)、党政领导(7.4%)、学会或期刊负责人(5.9%)人数分居其后。相较其他学科学者，社会科学学术精英的行政任职比例往往更高。在人文社科长江学者中，有行政职务任职经历的学者占整体的90.7%。类似的，仅有30%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未曾担任行政职务，而超过50%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从未有过行政任职。职称方面，拥有正高级和副高级职称的活跃作者人数比例分别为76.5%和17.6%。籍贯与工作地域方面，东部地区10省份的活跃作者人数较多，分别占总体的47.1%和76.5%；中部地区6省份(29.4%、7.4%)、西部地区12省份(19.1%、11.7%)、东北地区3省份(4.4%、2.9%)和海外地区(0、1.5%)的活跃作者相对较少。另外，在工作单位类型上，多数活跃作者所在单位为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建设高校(72.1%)，其余则分布在普通高校(11.7%)、政府(8.8%)、行业协会(5.9%)和海外高校(1.5%)。
(二)活动特征
活动特征一定意义上解释了活跃作者“因什么活跃”。活动特征既是环境条件对活跃作者客观影响的突出表现，也是活跃作者主观能动特性的外在反映，集中体现在引领研究趋势、多重流动经历、知识多元交叉、注重合作研究四个方面。
1.引领研究趋势
在研究聚焦上，活跃作者的个人研究主题与国家高等教育重大问题的联系更为紧密。对活跃和非活跃作者发表的论文标题进行主题词分析发现，两个群体的研究均体现了我国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客观要求，“质量”“创新”“特色”等关键词频繁出现。而从研究主题的聚焦程度(研究聚焦度=主题词词频数/该群体发表论文总数)来看，活跃作者的前20个高频主题词覆盖了约56.1%的论文成果，对“双一流”建设、教育发展与治理、教育现代化、教育质量等议题的聚焦度明显更高；对比而言，非活跃作者的研究聚焦度相对较低(M=49.1%)，研究领域相对发散，广泛涉及“工程教育”“思政教育”“职业教育”“学科建设”等。可见，活跃作者更加注重聚焦和把握高等教育场域中的前沿、宏观、重大问题，其研究价值在与国家、社会需要的结合中更为彰显。类似的，对研究主题和趋势的把握能力也突出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长江学者和自然科学顶尖科学家等杰出学者群体中。
2.多重流动经历
拥有岗位流动、工作流动、生活区域流动经历的活跃作者占比显著。全体活跃作者都有过岗位流动经历，其中58.9%的活跃作者进行了纯学术流动，岗位调动为“学术-学术”型；19.1%的活跃作者进行了交叉岗位流动，岗位调动为“学术-管理”型或“管理-学术”型；22.1%的活跃作者进行了所负责管理岗位的流动。进一步分析表明，45.6%的活跃作者有过工作单位流动经历，部分活跃作者在党政机关与高校智库之间进行了工作调整，“由学入仕”(N=4)或“由仕入学”(N=7)的案例均有存在。生活区域流动上，在籍贯地与工作地间85.2%的活跃作者进行了跨省流动，47.1%的活跃作者进行了跨地区流动。在全球化时代，高端人才在国别、区域、机构和部门的流动作为一种利益共享机制，不仅被誉为创新知识传播和技术扩散的主要途径，也被证明了对学者的学术地位具有正向效应。显然，流动经历因素在高等教育活跃作者中的影响表征同样明显。
3.知识多元交叉
活跃作者群体展现了广泛的跨校求学经历和丰富的跨学科求学背景。68位活跃作者中，求学信息完整可获的有64位，其中49名跨校求学，占76.5%；学科背景信息完整可获的56位活跃作者中，半数拥有跨学科教育经历。进一步研究发现，活跃作者的本科是教育学科背景的仅占约三分之一(M=37.5%)，而最高学历的学科背景则集中于教育学与管理学，教育学科背景占比达三分之二(M=63.5%)；活跃作者的本科学科背景与最高学历学科背景在通过卡方检验的条件下，得到二者Lambda相关系数仅为0.255(P<0.01)，相关性较低，说明该群体本科与最高学历学科交叉程度较高。这与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和我国长江学者多数具有复合的教育背景和研究背景[26-27]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但略有不同的是，诺奖得主和长江学者的多元性更多体现在跨校求学和后期跨学科研究领域上，而高等教育活跃作者则在跨校求学和跨学科求学方面呈现了更高程度的交叉表现。这一现象一定意义上彰显了高等教育学作为现代复杂性、交叉性学科的内在特征。
4.注重合作研究
相较于一般作者，活跃作者合作研究的比例更高，更倾向于合著发文。有调查显示，2003-2013年高等教育学科内发文合著度与合著率分别为1.48、38%。而研究涉及的10294篇高教类论文由18963名作者共同完成，合著度为1.84，其中合著论文5533篇，合著率为54%；活跃作者署名文章1287篇(含非一作发表)，合著度为2.01，其中合著论文753篇，合著率为59%。可以看出，尽管高等教育研究的论文成果仍以个人发表为主，但近年来合著度和合著率已明显提升，且活跃作者的合作水平明显居于更高层次。对2016—2020年间社科类论文发表的研究显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整体的合著度和合著率为1.78和51.9%。与之相比，高等教育学科的合作研究水平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居于中游，低于统计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新闻学等学科，高于政治学、法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在大科学时代，以协同创新为表征的合作研究、团队研究等创新范式也在深刻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走向。
(三)生涯阶段特征
生涯阶段特征体现了活跃作者“什么阶段活跃”。生涯阶段承载着丰富的生物、文化和社会内涵，人的生命活力、阅历积累、社会位置等无不受到生涯周期的显著影响。在岗位头衔情况上，正高级职称活跃作者所占比例在30-39岁组仅为15.4%，而在40-49岁组则达到了88.9%，此后随年龄的上升而趋于100%。中层及以上岗位在任的活跃作者占比，在30-39岁组同样处于最低值(15.4%)，在40-49岁组(55.6%)、50-59岁组(85.7%)先后发生了二次显著提高，并在60-69岁组(85.7%)、≥70岁组(75.0%)保持高位。
进一步分析表明，活跃作者的年龄结构和发文总量呈M型分布，存在30-39岁的小波峰和50-59岁的大波峰，详见图1。各年龄段活跃作者人均发文量与最低发文量分布相差不大，但最高发文量波动幅度较大，随年龄的增长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50-59岁区间达到峰值，见图2。中西方许多实证研究显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精英学者的从业年限与学术产出基本呈多峰分布；而在一些自然科学学科中，倒U型分布态势似乎更为普遍。如古德温(Goodwin)和西蒙顿(Simonton)分别指出经济学家和作曲家的成果产出在生涯周期中呈M型分布，学者在晚年依然可以产出创造性成果。贝耶(Bayer)等发现社会学、心理学学者的学术产出随职业年龄呈M型分布且第二个波峰更为高产，而生物化学、物理学中上述趋势基本呈倒U型[32]。国内学者也发现分子生物学、物理学高被引科学家群体的论文产量随年龄呈倒U型分布。尽管不同学科学者的学术产出与年龄的变化关系尚存具体讨论的空间，但这一规律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学科间的可能差异已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正如凯韦克(Kyvik)所说：“与自然科学和医学学者相比，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往往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了解他们的领域。该领域学者的‘终结冲刺’(Endspurt)是他们一生工作的总结，或是一个相对较长时期研究的结果。”
图 1 各年龄段活跃作者人数与发文总量
图2 各年龄段活跃作者平均发文量与最高、最低发文量
综合来看，活跃作者多处于职业发展的巅峰时期或其影响的持续发挥时期。40岁以后，伴随经验阅历一同增长的还有活跃作者的社会地位和同行认可度，无论是身处关键岗位还是离任后继续保有持续高产的学术活力，在实践性颇强的高等教育学科中，这些学者的影响力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然而，上述数据似乎也说明在40-49岁年龄段存在一个学术活跃的平台时期。40-49岁往往被认为是生涯发展和学术生命的黄金阶段，但该阶段活跃作者的入选人数和发文总量却均低于前后两个年龄组。在获取了正高级职称和高层次管理岗位后，尽管这一年龄组的优秀者仍体现了高度的活跃性，但其数量却暗示有更多的作者在这一阶段进入了一定意义上的反思期和平静期。与之相关的是，40-49岁可能同时是学者职业生涯中各方面压力冲突的高原时期。鲍德温(Baldwin)对全美一万余名全职教授的调查显示，在工作整体满意度方面，40-49岁阶段不满意的比例最高，作者认为其原因可能是该阶段学者行政负担较重并呼吁对学术中年阶段予以更多关注。
研究保持期刊选取范围不变，以68位活跃作者姓名为关键词检索了其2001-2015年间每五年的第一作者发文量，结果发现相邻时间段作者发文量均成强正相关，证明学者个体前期的学术活力对后一阶段的产出具有预测性。如表1所示，仍然以5年作为一个阶段，活跃作者当下5年(2016-2020年)的活跃状态与之前一个5年(2011-2015年)、之前两个5年(2006-2010年)、之前三个5年(2001-2005年)的活跃状态存在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638、0.607、0.454(N=68，P<0.01)；相邻两个5年阶段的活跃程度可预测度可以达到0.638、0.766、0.757。这表明这个群体具有内在的持续活跃特征，个人特质对学者学术产出的影响较年龄更为关键。即使不考虑21世纪以来期刊刊文总量的增长，保持五年发表十篇以上论文的活跃判别标准，仍然发现有九名学者在二十年间持续活跃。可见，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已初步形成较为稳定的活跃作者群，活跃作者之所以活跃，是因为对高等教育学术身份的确信坚守、对高等教育研究的持续兴趣和学术投入。
可以推论的是，活跃作者年龄与发文总量的M型分布本质上是职业生涯不同阶段活跃状态的外在反映。30-39岁的小波峰反映的是，对高等教育学者而言，30多岁正处于学术生涯的起步期和上升期，因而有“青椒”的代称，无论是博士或博士后阶段的研究储备还是非升即走日成主流的考评压力都促成了这一阶段的相对高产。对于40多岁的学者而言，基本的职业生存问题已经解决，但却面临着制度限制、工作调整、家庭负担和身体健康等“中年困顿”。学者阎光才曾指出，中年往往是学术活力的巅峰期，却也是基于职业倦怠测量出的情绪状态低落期，“在生命的黄金时期，选优资源越稀缺，对大部分学者越不具有激励意义和价值；相反，它对少数业绩表现突出者或部分有潜力的优异者却极有诱惑力”。高度竞争的发展环境、可能的职业倦怠和特有的中年压力深刻影响了中年学者的学术活力，也进一步导致这一年龄段活跃作者分布的反常现象。至于50-59岁组人数分布达到顶峰，则佐证了中西方有关年龄与学者学术活力的研究共识：对学者学术活力真正构成影响的其实是年龄所附带的文化、社会以及个体心理、经验因素的差异。在摆脱中年困顿和经过学术反刍之后，那些走出危机的学者迎来了学术生涯的又一个春天。
表 1 活跃作者2001-2020年每五年发文数皮尔逊相关系数矩阵
四、讨论与结论
正如朱可曼所说，“科学活动是一种不断加速且永不停止的信息生产循环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持续高产的学术发表为重要标志的学者角色表现是赢得学术界奖励分配和同行承认的关键因素。研究证明了高等教育学科论文发表存在金字塔型分层结构，1.2%的活跃作者(N=68)发表了总量9.9%的学术论文。大量的事实与例证表明，高等教育学者的学术活跃离不开其个人特质、外部环境以及处于相应生涯阶段三方面的综合效应。基于上述探索性的分析，本文尝试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活跃作者敏锐观察时代问题，引领研究趋势，将个人研究关注与国家重大需要、教育前沿挑战相结合是该群体取得重大影响的关键所在。研究关键词分析表明，相较于一般群体，活跃作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能够敏锐地观察到宏观性、前沿性、现实性强的教育问题，将研究兴趣与高等教育政策变革结合起来，将研究主题与外部理论需要、实践挑战结合起来。在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过程中，这些学者也收获了珍贵的礼物，即学术生产上的持续高产。
第二，活跃作者跨学科教育经历丰富，更为注重合作研究，反映了知识生产模式转变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趋势。调查显示，跨校、跨学科求学的活跃作者均在半数以上，相较于一般群体，活跃作者在论文合著度与合著率上均居更高水平。在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当下，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更加体现了跨学科性、情境性和主体协同性[39]。活跃作者的上述特征既是当代学术精英群体的共性特点和显著优势，也从一个侧面表征了高等教育研究学科交叉、跨域合作、协同创新的多元化趋势。
第三，活跃作者岗位背景多元，流动经历丰富，其学术业绩是学者主观意愿和客观经历双重作用的结果。研究发现，活跃作者广泛进行了岗位流动、工作流动和生活区域流动，拥有多样的岗位背景和任职经历。除全职学者外，一部分活跃作者因岗位要求开启了高等教育研究生涯，并因占据高等教育领域实践前沿、拥有丰富的高等教育管理经验而在领域内拥有了学术发言权；还有一部分活跃作者“学而优则仕”，凭借杰出的学术成就走向了管理与学术并行发展的轨道。可见，活跃作者的学术业绩不仅反映了学者潜心治学的主观意愿，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其工作职务和岗位经历的客观影响。
第四，活跃作者聚集于东部地区与“双一流”建设高校，科研产出的效用导向和平台的马太效应愈发显现。统计表明，多数活跃作者均身居东部地区、就职于“双一流”建设高校，活跃作者与重要平台间发生了交互效应。一方面，区域发展需求为学术发展和学科成长提供了重要驱动力，复杂需求和前沿问题对学术创造具有催生作用；另一方面，优势平台也给学者的学术创新提供了客观政策支持和资源支撑，进一步正向促进学者的学术产出。因此，精英学者的研究主题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情景依赖性，也更为强调学术创新的效用。
第五，活跃作者的年龄结构与发文总量呈M型分布，存在30-39岁的小波峰和50-59岁的大波峰，而在40-49岁居于波谷，该结构反映了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学术生涯状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人的“中年困顿”现象。研究同时也证明了活跃作者群体具有内在的持续活跃特征，相邻两个5年阶段的活跃程度可预测度很高，说明年龄对学术活力并不存在直接的天花板效应，在各个年龄段，甚至于超过70岁，学者都存在学术活跃的机会和可能。
综合来看，活跃作者的特征与共性中实质上蕴含着生动的高等教育研究规律。上述讨论一再证明：高等教育研究不是一个封闭、孤立的知识领域，而是一个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集合；不是一个历史自成的经典学科体系，而是一个不断拓展的、开放的现代交叉学科。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式发展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也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探索。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文的原始数据来源为十二本核心期刊，虽然这些期刊是本学科学术研讨的重要平台，但在描摹高等教育研究的整体情况时仍然存在一定误差；其次，本文使用的履历分析方法侧重于调查活跃作者的个体属性，未能考虑高校或机构的微观政策对该群体的具体影响，难免存在偏颇；再次，尽管本文对活跃作者更早时间的发文情况进行了一定的追溯，但并未展开全面调查，当前得出的有关活跃作者生涯阶段的结论可能需要未来研究予以进一步拓展和验证。
参考文献略
来源：侯志军,田家玮.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活跃作者的群体特征分析[J].复旦教育论坛,2022,20(03):76-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