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首次提出“教育强国”概念以来，特别是自党的十九大将建设教育强国上升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以来，我国教育界广泛开展了关于教育强国的研究。在202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将组织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作为教育系统的工作主线、头等大事、一号工程，要求紧紧围绕教育强国建设战略任务，找准战略支点，充分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
目前关于教育强国研究，出现了就教育论教育强国，将教育强国与教育现代化、教育高质量发展等同起来的倾向。我认为，需要加强教育强国时代内涵的研究，全面把握教育强国的时代内涵。这对于找准教育强国建设战略支点、明确教育强国建设的方向性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大历史观”看教育强国的时代内涵
“大历史观”中的“大”有两层涵义：一是空间意义上的“大”。即把历史置于宏观背景和与之关联的事物之中来考察，而不是就历史而论历史。二是时间意义上的“大”。即要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历史连续体贯通起来，来把握历史演变过程和发展趋势，而不只是就“过去”而论历史。
01“教育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自己提出的概念和话语
近代以来，“教育强国”经历了从“教育救国”到“科教兴国”，再到“教育强国”的依次演进和迭代。从历史来看，我国从来都不只是就教育而论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而是从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待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如《学记》有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先秦诸子，都将教育作为实现社会秩序和国家治理的起点。
晚清时期，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使中国卷入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之中。一向强盛的“天朝大国”备受蹂躏，由盛转衰，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亡种的危险。面对“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有识之士在救亡图存紧迫形势下开始寻找和探索中国的现代化方案，“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就是中国现代化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就是以“自强”为目的，以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为目标，落实这一现代化方案的具体行动。派遣留学生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开办洋务学堂以发展军事和实业，开展近代师范教育以培养现代教师，废科举、兴学堂、建立和发展新式教育，以开启民智、培养掌握坚船利炮之术的现代人才，则表现出鲜明的“以教救国”“以教图强”倾向。比如，梁启超所言之“少年强，则国强”，就突出了现代教育对国家强盛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又如，张伯苓回忆南开学校成立40周年的讲话，就表现出明确的“教育救国”思想。他说：“南开学校系受外侮刺激而产生，故教育目的，旨在雪耻图存；训练方法，重在读书救国。……学生在求学时代，必须充分准备救国能力，在服务时期，必须真切实行救国志愿，有爱国之心，兼有救国之力，然后始可实现救国之宏愿。”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一直将为中国人民谋解放、谋幸福，为国家谋强盛，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1954年，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的奋斗目标。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邓小平立足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以战略思维把握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世界形势和国际环境，以系统观念把握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和教育改革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将教育和科学作为实现“二十年翻两番”奋斗目标的三个战略重点之一， 认为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
从党的十二大开始，我国就把教育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要“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党的十四大将“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大计。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首次提出了“教育强国”概念，明确提出“强国必先强教”，要求“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两个大局”，将教育上升到“党之大计，国之大计”的战略高度，强调要“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党的十九大将建设教育强国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为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2023 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
一百六十余年来，“教育强国”概念和话语的依次迭代演进，一方面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和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另一方面，它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表明近代以来中国都是立足国家强盛和民族振兴来看待教育的使命和责任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教育强国”不只是从教育功能层面对教育与国家关系的表达——从以教“救国”到以教“兴国”，再到以教“强国”，而是在统筹把握“两个大局”的基础上，我国应对大国竞争焦点转变所作出的战略规划和战略选择，“教育强国”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02目前的教育强国研究存在某种方法论缺陷
关于教育强国的研究，石中英教授在概括有关学者的研究后指出，“在既往有关教育强国的研究中，比较多的研究聚焦在评价指标上，认为教育强国就是一国在一些重要的可比较指标上位居世界前列”。有学者认为，教育强国既指教育综合实力强大，培养能力雄厚，具有全球性教育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国家，也指通过优先发展教育，全面提升国民整体素质，使国家更加强大、更加文明、更加富强。有学者从“教育综合实力、教育创新能力、人才培养和教育服务贡献能力、教育治理能力、教育国际竞争力和教育影响力”等方面来描述和界定教育强国。也有学者从国家教育系统的本体特征和功能特征等两个方面来定义教育强国。上述观点具有合理性，对人们认识教育强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但从总体上来说，这种从量化指标、本体特征、功能特征等方面来描述和定义教育强国，还存在着某种方法论缺陷，这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没有从我国国家战略高度来认识教育强国，忽视了教育强国的战略属性和实践特质，只是关注教育强国的一般性特征；二是没有从大国竞争背景出发来理解教育强国，忽视了教育强国与教育现代化的差异性；三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
这种方法论缺陷，导致教育强国概念面临着逻辑层面的问题。由我国提出的教育强国概念、战略和思想，却要通过默认美国等西方国家是教育强国，然后以之为“样本”，来描述教育强国的特征，开发教育强国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其教育强国建设经验，以求得到启示，等等。似乎不拉上美国等西方国家，我国的教育强国建设就是自说自话，就得不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学术界认可。殊不知，美国等西方国家根本就没有像中国这样“建设”过教育强国，更没有明确的教育强国建设目标。
这种方法论缺陷还直接影响了关于教育强国评价标准的研究。教育强国必须有评价标准，但这种评价标准有共性与个性之别。共性源于个性，个性寓于共性之中。一般来说，要开发出共性标准，使标准具备通用性，必须以尊重差异性为前提，且必须以差异性而不是以“差距”为基础，根据差异性而不是“差距”提取出“最大公约数”。由于对教育强国的类型差异关注不够，也由于我国目前还不是教育强国，有些学者因此通过将中国排除在外，来研究教育强国的通用标准和量化指标。事实上，世界教育强国的发生类型至少有“自然成长型”和“国家规划型”等两种基本类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关注教育强国发生类型差异的前提下，来研究类别化的教育强国标准。另外，教育强国的评价标准，也不能只是量化标准。比如，我国建设教育强国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我国建设和建成教育强国的关键，但它是很难量化的。
“教育强国”是一个源自我国国家战略的战略性概念和话语体系，教育强国建设是植根于我国国家战略的战略实践。因此，必须立足我国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意义，根据我国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使命任务等来确定教育强国的评价标准。我们研究通用性标准的目的，在于实现我国自己提出的教育强国建设目标，为建设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教育强国”是一个具有鲜明政治属性的学术概念，必须以其政治属性统帅其学术内涵。正如政治经济学既是经济学又是政治学一样，其创新性恰恰在于基于经济学而非止于经济学，而是止于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二、从时代境遇看教育强国的时代内涵
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境遇是由三个方面的因素交织而成的，具有高度复杂性和综合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从世界局势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遭遇挑战；从科技发展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人类价值观的深刻影响日益显现，围绕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高点的大国博弈，将深刻改变国际竞争格局；从中国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国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
01“教育强国”是一个蕴含着大国博弈和竞争的概念
从时代境遇来看，“教育强国”具有大国博弈和竞争内涵。二战以来的国际竞争主要是世界强国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大国博弈和大国竞争。人们一般从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来定义世界强国，认为世界强国通常是那些综合国力强、国际影响力大的国家，而综合国力主要由“硬实力”与“软实力”构成。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是“硬实力”的坚实基础，国家强大的关键在于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等“硬实力”，而将教育主要看作一种“软实力”。因此，在对国家教育实力与综合国力关系的认识上，认为教育实力通常由国家综合国力所决定，国家综合国力强了，教育实力自然就会随之而强，亦即只有国家强大了，教育才能强。这是工业革命时代的思维。
二战以来的大国竞争，先后经历了意识形态竞争—军事竞争—经济竞争—高科技竞争—人才竞争等阶段，大国博弈和竞争的焦点也依次转变。目前，人才竞争已成为大国博弈和竞争的焦点。拔尖创新人才已成为重要战略资源，成为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教育实力的“集合点”。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先机，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争夺国际竞争主导权和主动权，在根本上取决于拔尖创新人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教育已不只是国家“软实力”的来源，而是国家“硬实力”的“催化剂”和“催化机制”，甚至就是国家“硬实力”的关键组成部分。这就是说，“国家强”与“教育强”的关系，已经由“国强则教强”向“教强则国强”转变。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反映了在激烈的大国博弈和竞争格局下不断提升我国综合实力的国家意志。由此，我国先后提出了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农业强国、贸易强国、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等诸多强国建设目标。其中，教育强国建设是最为特殊的。其特殊性一方面在于建设教育强国是基于“两个大局”，对大国博弈和竞争的回应战略和策略之一；另一方面，在于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教育已经成为科技、人才、创新的汇聚性载体，教育强国成为上述诸方面强国的基础。它关系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关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战略人才力量建设，关系创新型国家建设。因此，党的二十大对教育、科技、人才作出了一体化部署，提出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比较优势；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这表明，建设教育强国是我国面对大国博弈和竞争所下的“先手棋”，关系到我国在大国博弈和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和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02“教育强国”是“现代化强国”的下位概念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这表明，我国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下实施教育强国战略的，建设教育强国是强国战略的“战略先导”，“教育强国”是“现代化强国”的关键部分。建设教育强国是体现我国国家战略的战略行动，是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
目前，有关学者关于教育强国本体特征和功能特征的研究，对于人们认识教育强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但这些研究，主要是对已经是教育强国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做出的，而不是针对正在建设教育强国的我国做出的。同时，关于教育强国本体特征的研究，有不少学者是从教育现代化水平“高不高”和教育质量“好不好”的角度来研究的，而从“强不强”和从比较优势方面来描述和概括教育强国特征的比较少。而关于教育强国功能特征的研究，则主要强调其“以教强国”意义。
有学者根据经济总量（GDP总量）、人口规模、国土面积、人均 GDP 等四个维度进行综合考量，确定了用于教育强国比较研究的国别，进而将世界教育强国分为七类国家，并进行相应排名。这对于人们认识世界教育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但它忽视了教育强国的发生类型差异。世界教育强国的发生类型至少有“自然成长型”和“国家规划型”等两种基本类型，我国的教育强国建设是“国家规划型”，其与“自然成长型”教育强国的根本差异，在于我国的教育强国是由明确目的主导的“建设”过程，是目的优先的教育强国建设实践，有着与西方教育强国完全不同的实践逻辑。即教育强国建设的目的，在于以做好“四个服务”来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因此，无论是在本体特征上还是在功能特征上，我国所建设的教育强国，与其他教育强国都有着根本不同。
因此，我们必须根据我国教育强国战略的目的，立足现代化强国建设实践来认识教育强国的本体特征和功能特征。即必须以教育强国“目的论”为统帅，以“目的论”整合“本体论”和“功能论”，实现“本体论”与“功能论”有机统一。如果不以“目的论”整合“本体论”与“功能论”，那么，我们所揭示的教育强国的本体特征和功能特征，就很难说把握住了我国教育强国战略的国家意志和战略意义，就不是我国教育强国的本体特征和功能特征。这就是说，离开“两个大局”论教育强国，抛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论教育强国，局限在教育范围内论教育强国，像过去那样去描述教育现代化的特征，去讨论教育的地位作用和教育对国家的功能，是没有实质性意义的。
三、从教育系统内部看教育强国的时代内涵
目前，有学者强调基础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重要性，因为基础教育是基础；也有学者强调高等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重要性，因为高等教育是龙头；还有学者强调职业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种从不同角度出发的认识，各有其合理性。教育强国建设涉及各级各类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以系统观念把握各级各类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值得指出的是，教育强国建设是由我国强国战略主导的战略行动，必须以战略思维看待教育强国建设，以战略重点为核心统筹协调各级各类教育，系统推进教育强国建设。
01教育强国的核心是高等教育强
一国的教育现代化水平高，并不代表该国就是教育强国。有学者指出，“现有教育强国研究的国际排名中，经常出现世界强国与教育强国的背离现象，有些小国，特别是一些富裕小国如瑞士、芬兰、丹麦、挪威、荷兰、瑞典、新加坡、奥地利、比利时、以色列、新西兰、爱尔兰等，按照一些指标测算，都名列教育强国前列，但这些国家现在不是世界强国，在世界体系中并没有话语权和决策权，将来无意也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这种排序结果，是与教育强国研究的初衷有违和之处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研究者用测量教育现代化的指标来测量教育强国，混淆了“教育现代化”与“教育强国”，忽视了“教育现代化”与“教育强国”的根本区别。“教育现代化”主要是就一国教育自身发展水平而言的，而“教育强国”则是针对大国竞争而言的，是在大国竞争中具有教育竞争力比较优势的国家。教育强国虽然与教育现代化水平密切相关，但它并不是从教育现代化层面来反映教育现代化水平，而是从教育竞争力层面来反映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教育现代化水平主要指基础教育发展水平，但人们一般不用“强”来描述基础教育，而是用“强”来描述高等教育。《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的我国教育现代化目标，是“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进一步提高，普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实现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教育服务能力显著提升，高等教育竞争力明显提升，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由此可见，我国的教育现代化目标，既涉及国家教育体系、劳动人口受教育年限等一般性目标，也涉及各级各类教育的现代化目标。但在各级各类教育的现代化目标中，只在高等教育方面用了“竞争力明显提升”这一表述。这就是说，国家的教育竞争力集中体现为高等教育竞争力。教育现代化包含高等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也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大国竞争背景下，高等教育发展不只是要满足人民群众的高等教育需要，还要满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需要。
一般来说，世界强国都是教育强国。尽管世界教育强国有不同类型和形成模式，但世界教育强国集中体现为“高等教育强”。瞿振元认为：教育强国的标志是高等教育强，一个国家教育的“强”集中体现在高等教育上。高等教育强国是教育强国的主要内容，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本质要求。高等教育强可能有多方面特征，但拥有相当数量的世界一流大学（包括创业型大学）是其关键性特征甚至是本质性特征，亦即大学强则高等教育强。
从国际视野来看，美国是教育强国，但学界主要不是从其基础教育而是从其高等教育来认识和判断的。即使从其高等教育来认识和做出判断，也主要不是从其社区学院、文理学院等来认识和判断的，而是从其研究型大学来认识和判断的，即研究型大学是其高等教育强和教育强国的坚强支撑。美国教育强国地位的确立，一是得益于二战时期其研究型大学群体的迅速崛起。其崛起原因，在于美国以研究型大学为主体，建立了战时国家科技体制和国家实验室体系，使研究型大学在服务战争需要和满足国家核心利益的过程中迅速发展壮大。二是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的创业型大学兴起。创业型大学是研究型大学的“升级版”，是通过培养创业型人才和知识资本化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型大学。创业型大学将教学、科研、创新与创业整合起来，通过转化科研成果直接为产业和社会服务，甚至创造新产业，从而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引擎。
从二战以来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来看，高等教育与科技革命交互建构的关系样态日益清晰。长期以来，对于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关系，人们局限于国家教育体系内部，特别只是从国家学制体系出发去关注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层次关系，认为高等教育发展必须以基础教育为基础。对于高等教育之于基础教育而言的特殊性，人们只是认为高等教育同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更为直接和紧密。二战后，汹涌澎湃的新技术革命浪潮极大凸显了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促使人们主要不是从国家学制体系角度来理解和认识高等教育，而是从高等教育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意义和作用角度来认识和发展高等教育。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并不是建立在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层次关系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高等教育与科技革命交互建构的基础上，从而使高等教育与科技革命交互建构的关系样态日益清晰。这种交互建构样态，在之前表现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转移与科学中心转移的耦合性和同步性，现在则表现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转移与创新中心转移的耦合性和同步性。这种交互建构样态，也在有关国家关于教育和科学的管理体制上有所体现。比如，2018年5月，俄罗斯将“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部”改为“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和“俄罗斯联邦科学和高等教育部”，专门成立的“俄罗斯联邦科学和高等教育部”，将“科学”与“高等教育”这两个部分统一管理。又如日本在2001年将“文部省”改建为“文部科学省”。在科技创新时代，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以创新为统领的教育、科技、人才的汇聚性载体。教育、科技、人才的关系，不是平面三角关系，更不是三点一线关系，而是围绕多重创新而形成的“钻石型”关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地结合起来，发挥基础研究深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研究型大学建设要同国家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对接，加强基础前沿探索和关键技术突破。
02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是我国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
新中国的教育体系建设首先是从高等教育开始的，而不是等基础教育体系建立起来并得到充分发展后再来发展高等教育。1949年12月，新中国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教育为工农兵开门”。当时，我国基础教育极其落后，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一方面通过开展识字教育、扫盲教育、建立工农速成中学等，提高工农及其子弟的识字水平和教育水平。另一方面，我国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200余所旧大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经验，在1952年—1953年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院系调整。院系调整确立了“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调整重点是“整顿与加强综合大学，发展专门学院，首先是工业学院”。在调整过程中，“仿效苏联高等学校的类型调整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分为综合大学（设文理学科）和专门学院（按工、农、医、师范、财经、政法、艺术、语言、体育等学科分别设置）两种。为了来适应国家对专门人才的急需，保留一些专科学校”。院系调整一方面适应了中共中央关于高等教育“要很好地配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要配合工业建设的需要”的要求， 另一方面形成了我国按照国民经济部门设置和管理的高等学校体系和高等教育体系。这一体系一直持续到2000年左右。1952年12月，为了加强对全国高等教育的统一管理，快速发展高等教育，我国专门成立高等教育部。虽然高等教育部在存续5年后合并到教育部，但在1964年7月22日又得以再次单独设立。
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建设也遵循着重点建设思路。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建立了重点学校制度。1954年10月5日发布的《高等教育部关于重点高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文件》提出，为了使一些学校“在贯彻中实行规定的方针政策，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进行教学改革，加强行政领导等各方面能够先走一步”，高等教育部指定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医学院等6所全国重点高校。重点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质量较高的各种高级建设人才及科学研究人才；为高等学校培养师资；在培养师资、教学资料等方面给其他学校以帮助；帮助高等教育部进行必要的重点试验工作。虽然该决议确定的重点高校数量有限，但它使重点建设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实践方式。在此后的近十年间，我国重点高校数量增至65所，且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重点高校数量仍在增加。1983年5月15日，匡亚明、刘丹、李曙森、屈伯川等联名向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提出了“835建言”。在邓小平同志亲自过问下，“835建言”以高等教育“重中之重”项目付诸实施。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集中体现在“211工程”和“985工程”之中。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演变为“双一流”建设政策。延续至今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格局影响深远，使相关高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质量得到大幅提升，对其他高校发挥了良好示范作用，显著增强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实力。
我国教育领域的改革开放，也是首先从高等教育领域开始的。邓小平同志在恢复工作后自告奋勇抓科学和教育工作，将科学和教育工作提升到事关“四个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我国首先在高等教育领域开始了改革和开放。在高等教育改革方面，首先是恢复了高考制度。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同志在他主持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总结发言中明确宣布：“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后，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高校考试招生制度得以恢复并迅速启动。其次是恢复重点大学，抓好重点大学建设。1977年7月29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教育部工作汇报时作出重要指示：“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后来，他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时说，“重点大学搞多少，谁管，体制怎么定？我看，重点大学教育部要管起来。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双重领导，以教育部为主。教育部要直接抓好几个学校，搞点示范”。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他强调，“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这一点要定下来”。1978年2月17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该报告提出将重点高校建设成为“教学的中心”和“科研的中心”，确定了88所全国重点高校，并决定调整全国重点高校领导体制，恢复重点高校的双重领导体制。
改革开放前后，高等教育领域的对外开放集中体现为向国外大规模派遣留学生。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清华大学工作汇报时作出重要指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在邓小平同志讲话后不到20天，教育部就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加大派遣留学生数量的报告》。该报告提出立即选拔3000人派出留学，并对留学生管理机构、派出前的集训工作、回来后的工作安排等提出了建议。
由此可见，重点发展高等教育，充分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是我国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这就是说，高等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具有龙头作用。教育强国建设必须以高等教育为突破口和重点，着力打造高等教育龙头，必须通过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龙头作用来带动教育强国建设。
作者：张应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
来源：《江苏高教》2024年第7期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