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学校中心组专题讨论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这很重要、也很及时。在这里，我重点讲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拔尖人才培养的几点认识，二是川大应该如何抓好拔尖人才培养。
关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几点认识
大家知道，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教育和人才工作都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其核心就是要努力使我国成为世界主要的科学中心、重要的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这是当前我们国家发展到这个阶段所遇到的最大关口、也是必须要闯过的一关，这件事情不仅重要，而且十分紧迫。
当前，我们最着急的是如何解决科技中的“卡脖子”问题，包括目前正在推进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特别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组工作，实际上并不是真要增减几个实验室的问题、也不是经费多点少点的问题，其核心是要通过倒逼的方式让高校真正转变科研观念，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努力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现在，我们不少高校基本上还只是国家科技的战术力量，解决“卡脖子”问题的能力还很不足。当然，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比如一、二十年的目标就是高校要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成为真正的主力军，而不是方面军。
要想成为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高校需要从两个层面发力，即在应用研究上要掌握住关键核心技术，也就是“根技术”；在基础研究领域产生从0到1的“种子技术”，找到能发芽的种子，而不仅仅是“树枝”和“树叶”的修剪和完善。可以说，如果仅仅是对已有技术的丰富和完善，不管进展多大，也是一种战术性力量，都是在别人栽的树上结出的果实。
当然，作为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无论是解决“卡脖子”问题还是支撑科技自立自强，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自己培养出拔尖人才。如果高校培养不出来拔尖人才，前面这两个目标就都不太可能实现。我们大学办学的本质就是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如果我们不能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各类优秀人才，那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我们抓人才培养特别是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不外乎有三个要素，也就是学生、老师和学校。其中，老师是第一位的。我们说，国内外一流大学实现一流的路径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都拥有一流的师资队伍。所以我们说在老师、学生、学校这三个因素中，教师是第一位的，尤其是对于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来说，关键就是要找到活跃在学术前沿的老师。如果老师本身都没有活跃在学术前沿、都不是本领域的人才，那么就很难培养出拔尖人才，因为他自己往往都还没有经过千锤百炼。当然，一个好老师光自己是人才也是不够的，好老师一定要既教书又育人，既言传又身教。如果只教书、不育人是培养不出来拔尖人才的。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为什么当时西南联大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却能培养出那么多大师人物，其关键就在于那时的西南联大名师大家荟萃，教学环境和育人氛围很浓，由于抗战特殊时期，老师的科研任务和科研压力比较小，也没有太多的科研任务要求，即便有也大多是理论方面的研究，主要精力都是用在学生培养上的。如果这个老师科研任务太重，那是不太可能把学生的事情放在第一位的，很可能培养学生成才还成不了他的主业，他个人在科研上的成功才是第一位的，所以科研任务不要太多、至少不要长时间过重。
反观现在，有的学校老师的科研任务过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各校科研经费相互攀比又没个头，要想给教师科研“减负”，首先，国家层面的资源分配竞争性经费比例不能太高，或太集中到某些或某类学校，竞争性过强，就可能过分注意公平性，而有争议性的、奇思妙想的就可能出不来。
其次，对于不同类型高校中的教师应分类评价。因为不同类型高校中，教师的科研类型和科研投入力度也各不相同，如果用同一把尺子考量所有教师，就不可避免地导致部分教师疲于应付、无心教学。到底多少个在研项目、多少年度经费合适是很难有一个统一标准的，但我认为以一个重点大学的副教授为例，如果现在人均每年有60—100万元应该是相对合理的，如果大大超过这一区间，教师承担的科研压力就很有可能占用其原本应花在教学上的时间和精力。当然，文科有着自身规律，8—10万元可能差不多，即便对于理工农医而言，也没有一个“死标准”。行业类高校可以略高一点，综合类高校则可以靠近下限一些。如果在某一个阶段有很重的攻关任务，则以研究所或研究中心聘为专职科研人员为好。但总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就是不能因为科研任务而影响教师人才培养的中心工作，这是对一所大学本质的坚守。当然，如果一个老师长期没有科研活动也是难以成为一个好老师的。
学生是关键。我们说，基础学科拔尖人才首先要有从事基础学科的兴趣、潜质，但更重要的是要与使命感结合起来。为什么当初西南联大的那批学生成为帅才、引领性人才、大师的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强烈的使命感，因为当时他们勤奋学习的动力就是要用科学技术来救中国，都有一种刻苦学习、学成报国的信念。如果你没有使命感、没有志存高远的精神、没有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命运、民族复兴结合起来，那也是难以成为栋梁人才的。
其次，就是扎实与宽广要结合起来。只有根深才能叶茂，如果根扎得不深就很难走得远。我们川大校园里有一批长得很高、很茂密的榕树的树根都是裸露在外面的，虽然树干还不到一米，但其树根方圆可以达到几十、上百平方米。所以我们说学生在大一、大二时首先还是要学习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大三的时候再考虑科研、进实验室，进实验室太早也不一定对人才成长有利。其实，人一生最终干什么在大学中是很难确定的，但大多数人最终回头一看，自己的活动半径基本上还是在本科专业的周围。
第三，关于如何培养学生宽广的视野，一方面就是靠我们的通识教育体系，让学生在学好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更多地去了解和探索不同的专业领域并向其他学科尤其是相邻学科学习借鉴。另一方面就是靠学校的国际课程周（UIP）和“大川视界”学生海外访学计划，多到国内外高校尤其是国外一流大学、实验室或者科研小组去交流学习，去感受不同的氛围、不同的环境，这样可以强化学生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学校很重要。要培养拔尖人才，学校所能提供的条件就要有保障。如果学校在体制机制上没有一点灵活性，谁也做不下去。我们都知道，培养基础学科拔尖人才是要花很大功夫的，也是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培养一个高级基础人才甚至比搞一个大的攻关项目还要烧钱，比多修一公里地铁、搞出一颗芯片可能还要花钱。
比如，1995年美国Colorado-Boulder大学有两位科学家因发现玻色—爱因斯坦凝聚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几年后我去专门访问过这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是美国NSF设立的原子分子物理研究中心，实验室的设备条件的确很好，百八十号人、几十年围绕激光低温致冷到绝对零度附近去捕捉一个个原子，他们在这个领域的积累不断产生出原创性成果，当然也消耗了成千上万的美元。
再比如屠呦呦吧，1969年她参加了全国性的大协作项目，代号为523，前后几百人分工协作、坚持了几十年才发现和研制出了抗疟疾药物青蒿素，为人类健康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在当时就算是很大的人力、财力投入了！
我们还是回到拔尖人才培养上来吧，人才培养本身是个长周期、慢变量，也不只是大学几年就能培养出来的，是急不得的，一般说来人生要有几次接力和转折才能成才，而且很有可能还要接受有心栽花花不开的结果，当然也有可能出现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况。这些都是由于人的复杂性、生物的多样性、时势的不确定性所决定的，并不是你说他是人才就一定能成为人才，特别是战略科学家和基础学科拔尖人才成长的轨迹也各不相同，很难简单复制。
但是，人才的成长还是有一些共同特征的，比如战略科学家都是需要在实战中去历练的，都是需要压担子、压任务才能脱颖而出的。在这方面，我国航天领域就表现得比较明显，现在他们的主力大都是三、四十岁的青年人才，基本上都是在重大任务中担任不同型号的总师成长起来的。当然，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成长又不太一样，他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更加需要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去发现青苗、然后再选苗浇水的。所以我们的拔尖班也要有进有出，要判断这个学生能不能走得远，如果选进来以后他学一段就实在没兴趣了，我们也不能说就必须要按照原来的计划一直走下去。
川大应该如何去抓拔尖人才培养
从总体上考虑，我们要抓好两个方面：首先，要在学校前两年才制定实施的“1+13”本科生教育改革创新体系和“1+10”研究生教育创新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强化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不要又另搞一套。其次，要组织大家围绕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进行讨论，尤其是要邀请院士、杰出教授和国家高层次人才，包括我们承担基础课教学的骨干教师，以及学校7个基础拔尖班所依托的学院领导来参加，因为对于如何培养基础学科拔尖人才，本身就不是一个所有人都有能力去思考、去说得清楚的事情，这样研讨的针对性才强，不能轰轰烈烈地开幕，拖个一年半载的，最后又拉拉垮垮地收场。
从具体培养环节来讲，针对基础学科拔尖人才，我再强调六个方面：一是要有特色。习总书记这次在人民大学考察时再次强调，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简单以国外大学作为标准和模式，而是要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同样，我们川大的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也不能盲目去走清华、北大的路子，如果我们都跟着他们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那么我们也是不可能办成功的，我们主要是学习他们的理念和思路，因为我们与清华、北大的实际情况是很不一样的，与他们相比，我们在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这些基础学科方面的实力还是有差距的，但我们川大文理工医学科齐全，综合实力还是可以的，他们培养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很可能主要强调的是走以兴趣导向为主的路径，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培养模式，而我们川大要结合自身的特点，是否可以在兴趣导向的同时，走一条以目标导向、需求导向和国家战略导向为主的、自上而下的基础学科人才培养路径。比如我们的数学专业培养拔尖人才就可以与人工智能、与软件相结合，这就是目标导向型的基础学科人才培养；比如我们的物理可以与核技术、微电子、集成电路相结合；再比如化学可以与新药创制相结合，包括我们的生命可以与癌症治疗相结合；而我们的文史哲可以与世界各国文明相互鉴赏和全球综合治理体系相结合，等等，这样就可能形成我们川大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的优势和特色。
二是要少而精。就是我们川大的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不要去追求数量的多少。现在，我们拔尖班每年招生105人，7个专业、每个专业15个学生，其实也不一定都要招满，不求数量、但求质量，其中每一届能有几个尖子冒出来就很不错了。我们要多给他们机会、要给他成长空间、适当时也可以压压担子。我自己刚好也是化学拔尖班的名誉班主任，前段时间与同学们座谈，他们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四青”以上的人才作指导老师，每个月都能跟导师交流两三次，这是很不错的。当然，如果我们要往目标导向型这个方向走，那么是不是可以从单个导师变成导师小组来指导学生，比如化学拔尖班除了化学专业的导师以外，还可以配材料、能源、药物等领域的老师，否则学生宽广的视野和多学科交叉的能力从哪里来呢？这不只是书本知识的宽广，而是从不同导师专业领域和相关学科身上来汲取营养和拓展视野。
三是要早去早回。早点送到国外去、早点学成回来，也就是说学生在大一、大二的时候要在学校里培养他们的基本知识结构，培养他们基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但要尽量早点送出去打开视野，不要等到大四或者研究生阶段才送出去，视野早晚都要打开，早打开早好，不要老了才去打开，视野打开得越早，学生受益周期就越长。当然每次也不一定要出去很长时间，出去也不是为了发什么文章，早送出去、早回来，多次、短时、反复出去，主要就是要尽早开拓国内外视野，不断扩张学生的学术胸怀和人生胸怀，反复训练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知道天外有天、学问无限，不断突破自己认知的局限和边界。
四是要有条件保障。比如，我们可以通过校友、银行捐赠的基金会等途径给基础拔尖班的学生提供更有吸引力的奖学金或者助学金，让他们安心学习，特别是对于家庭比较困难的学生，让他们在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另外，现在我们本科生住宿大都是一个套间里3个房间，每间住4个学生，如果拔尖班的学生能够每人一间、3人一套，这样学生既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也有交流讨论的公共区域，这样可能对学生成长会更好一些，因为4人一间难免会相互干扰、影响他们的学习效率和休息效果。当然，这样住宿的费用也会高不少，但他们的奖助学金反过来就会把这笔费用补上了，我们相关部门可以进一步研究实施办法，如果实在不行，两人一间也会好不少吧。有时我也去学生宿舍看看，那叫一个挤啊，说实话这些年我们国家的生活好太多了，但学生宿舍条件的改善还非常滞后。每年我们班子开预算会时，大家最容易统一的就是赶快修学生宿舍，多修新的、多改造旧的。但是同志们，我们的活钱太少了，能自主决定的钱太少了啊。
五是要有课程体系。我记得，有一年我去参加清华大学本科教学评估，现在的王校长当时在电子工程系当系主任的时候就非常认真，组织系里的老师把电子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重新梳理了一遍，从麦克斯韦方程出发，从电子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础方程开始，不考虑现有老师因人设课的问题，最后梳理成专业基础类和选修类两条主干线，然后再去交叉叠加成课程体系。而不是简单地在传统的课程体系上修修补补，也不是简单地去学国外的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所以，我们的教学名师、教指委专家、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都要去思考、研究和推动这项工作，如果没有挑战性课程，没有研究型小课程单元训练，没有探究式小班化教学，只是去照本宣科，拔尖人才是出不来的。当然，组织专家和老师梳理课程体系、编写教材，也是需要有激励机制的，只是年底评个优秀教学奖是不够的，因为这个工作是要花大量功夫的，往往干得了的人又不太愿意去做，去做的人又不一定干得了。
六是要处理好“锅里”与“碗里”的关系。从本质上看，高校培养拔尖人才更多是一种精英教育模式，在目前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大背景下，高校要想对少数拔尖人才尤其是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实施更好的精英教育，本身也需要一个有利于人才自由发展的大环境，并在这一大环境中营造小的精英教育氛围。
这两者的关系有些类似于“锅”与“碗”的关系，如果“锅”里的食材不好、营养都不行，整个学校都没有一个好的生态和氛围，没有一个长期的学术积累，指望把百八十人圈养起来搞精英教育是很难成功的，当然盛在“碗”里的精英教育既要吸收一部分“锅”里的精华，同时也要体现出足够的高水平和差异化，如此才能有吸引力。如何在这中间保持一种平衡，需要我们去不断实践。
总而言之，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要做到学生生活上有保障、学习上有动力、兴趣上有自由，当然学校管理上还是要有制度的，也不能一弄就乱套。在拔尖人才方面，我们过去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探究式、小班化课堂教学改革就很重要，我们还应该在教师教学水平提高、课程体系建构、学生志存高远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努力在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上走出一条具有川大特色的道路。今天我就讲这么多吧，也不一定对，更说不上完整性。
谢谢大家！
